沙头巷陌三千江津美名传万世

楚国人杰地灵沙市人瑞少一人

江津路、园林路、白云路、武德路、梅台巷、宝塔湾……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沙市地名。也许您没有想到，在三十年前，这些地方分别被叫做古田路、石闸门、延安一路、延安二路、劳动巷、以及狗头湾呢。是谁把这些地方重新命名的呢？

袁策明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名大学生，从中山大学地理专业毕业后，却去一所县城的中学当了一名英语老师。在阔别沙市二十二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大学同学的引荐下，袁策明在1980年参与到沙市地名普查工作中来，并且被破格任命为技术负责人，这一年袁策明已经四十岁。从小热爱地理的他第一次感觉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于是用四年的时间，编纂出版了建国后全国第一部地名志——《沙市市地名志》。并在地名普查过程中，为沙市数十条主要街道更改了名字，这些街道名称沿用至今。袁策明：
【那时候81年，当时对于古田、遵义、延安、大庆、大赛带有政治意味，又没有地名含义的。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地理没有关联的都属于改的对象。改了很多，白云路原来叫延安一路，太岳路原来就叫做延安二路，武德路以前就叫遵义路。】
在袁策明看来，给沙市区每条大街小巷取名字，都和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一样慎重，都是经过反复斟酌之后定下来的。包括如今连接沙市区与荆州区的城市主干道江津路也是袁策明取的名字，袁策明早年曾在武汉工作，他考虑到，为了避免出现汉口解放大道和中山大道过长给人们问路、出行带来不便的情况，于是在更名之初，袁策明就把江津路就分了西路、中路、和东路，同样想到北京路将来也要延伸，也把北京路改成北京西路、中路、和东路，这在三十年前的中国也是一个创举。从延安一路到白云路，从延安二路到太岳路，从石闸门到园林路，从古田路到江津路，这些地名的变化，都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有韵味，而这些变化都是袁策明带来的。
【我认为最满意的是江津西、中、东路，江津路，因为它原名叫古田路，没有任何地名含义，就是为了纪念红军时期召开古田会议。因为沙市古称江津，早在秦汉时期，而且后来越想越妙，因为有个江津湾，也在蛇入山到现在的福城、大润发这里，而且江津路从这里过，江津湾很大一片，后来演变成交趾湖（音），现在的张李渊、洪家垸、太师渊、文湖都是交趾渊的遗存部分。】
袁策明在为沙市主要街道取新名字的同时，也将沙市老城区许多古老的街巷恢复成了原来的名字，比如把八一巷恢复为平安巷，把劳动巷恢复为梅台巷等等，从那以后沙市老城区古老的街巷基本恢复了原名。但是这里面也有少数个别没有恢复古代名称，例如新风巷在解放前叫做孝子巷、宝塔湾在解放前被称作狗头湾，袁策明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仍然保留建国后更改的新风巷、宝塔湾的地名，如今这些地名也早已得到了市民的认可。袁策明告诉记者，他在1980年参加地名普查时，沙市老城区共有29条街、72条巷。如今让他十分担心的是，这些古老的街巷已经消失了一大半，剩下的古代街巷亟待保护。
【原则上来讲都可惜，因为那些街道都是起码是数百年历史。】
袁策明年轻的时候，忙着为家乡街道每一条街巷取名、更名，如今年逾古稀的他每当走在这些街道上的时候，都会有万千感慨。
【我现在是成了一个瘾，跟抽烟一样的，成了一个癖好，就经常回忆，越想越有意思，那个时候没有报酬的，我的眼睛从1400度搞到1700度，几乎失明了，我觉得还是跟家乡父老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袁策明老师遗作《沙市地名趣谈》，袁老师去世前几日刚印刷出版，也算是了了袁老师生前一大心愿。下文为此书封面内页袁老师的自我介绍：

袁老师曾说过，他很喜欢《鼓浪屿之波》这首歌，我的理解是，这是一首爱故乡的歌曲，而在我看来，袁老师是最爱故乡沙市的人了。

《听说》系列之二：袁策明说地名普查

——袁策明老师生前口述文字

一，地理才子第一次有了用武之地

1980年全国开展地名普查，全国各地，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州、各县市，都成立了地名领导小组，后来叫地名委员会，要开展地名普查。这时候我还不知道，而是我有同学，老同学，中山大学老同学，老同事，被湖北省地名领导小组聘为顾问。那时候非常差人，找不到这样子的专门人才，湖北省地名领导小组，下面有个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叫周作舟（音），在担任湖北省地名领导小组主任之前，在沙市市当过副市长，周副市长，80年是湖北省地名领导主任，他就听我同学介绍，就到沙市来借，想把借到省里去，帮助他完成这一项工作。
到沙市来以后，先找到了我，我怎么能答应不答应呢？我在环保局，首先要环保局放我，我在沙市，肯定沙市要放我，我才能走。当时沙市地名领导小组组长是张树荣（音），是沙市市副市长，当时叫革委会副主任，他是沙市市地名领导小组的组长，办公室设在民政局，民政局的局长张光杰（音），他担任地名领导小组的主任。周主任到沙市来，就是原来的沙市市副市长周作舟（音）到沙市来要我，就找到了张副市长，张树荣（音），张树荣就说“变更了，我不搞了，分工到姬目耕主任，也是副市长，姬目耕副市长担任地名小组组长了”，周作舟主任就因为他原来在沙市当过副市长，他就直接找到了姬主任，姬主任就说“我们搞不搞呢？”“你们当然要搞呀”姬主任就回答周主任“等我们搞完了再支援省里，因为我们还不是要搞”，周主任还不甘心，还是要把我借调，姬主任说那你得找组织部长。当时沙市市委组织部长叫舒定（音），因为周主任以前在沙市当过副市长呀，也很熟，也跑去找当时市委组织部长舒定（音）同志，舒定（音）同志不放，“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沙市有人，等我们搞完了再支持省里”。
二，沙市市第一次地名工作会上被破格重用

这个事情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并不知道。突然有一天，姬副市长电话通知我，赶快到章华宾馆开会，一到章华宾馆，我就问干什么，他说把你抽出来，我说我还没有跟局长请假，姬主任就笑起来了，我来跟他打招呼，你不管，因为姬主任当时是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当然管环保，所以我离开环保局不是我的局长通知我的，是市长、姬主任直接通知我的，而且要我什么都不管。那个会是沙市市第一次地名工作会，已经开始了把我通知去，去了马上任命我为技术负责人。人就不到环保局上班了，就到民政局上班了。
都是事后晓得的，因为我离开沙市二十二年，可以说除了我少数几个同学晓得我的经历，社会上都不知道，我们的局长、市里的市长对我都不熟悉，一听说湖北省要借调我这个人，才发现、才通知我到民政局上班。
三，地理才子埋头沙头三千巷陌大展拳脚
在民政局上班，先搞地名普查，我们市里当年五个街道办事处、两个公社、一个农场，都相应成立了地名普查的机构，都抽调有人。我们市里的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成员是民政局里的人，另外在城建部门（我就是属于城建部门的），交通部门、邮电部门、公安部门有人参加。开始肯定，会议有精神、要求，按照要求，先是填写地名表，收录上来，一般的老百姓，对于路、街、巷、村、里、房，城市上市居委会、办事处、农村是公社、大队、生产队，农场是分场、分场底下是大队、小队。就逐步展开，我们任务就是填写地名表，一条地名有一个卡，就是建卡，有一千多条。到81年的时候，地名普查就基本结束了，就要开始转入编撰地名志。我们这辈人接触过志但是没有修过志，而且接触过志的人就是我这样子的极为个别的，因为修志一般几十年、几百年才修一次，我们看到的志书都是上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修的。但是我还接触过，我还晓得，像我这样子的人就不多了。
四，《沙市市地名志》横空出世便为全国第一

这一部地名志可以说是全国首创，这一部地名志出版不久，中国地名委员会，专门在沙市召开全国地名工作会，把这作为样本，不是因为我卖瓜的说瓜甜，确确实实，你把全国各地地名志拿来看，它的质量、编纂体例、详尽程度都超过它们，我不是不谦虚，最好的证明，中国地名委员会把它作为样本，召开全国地名工作会，并且在沙市开。
五，感觉“江南才尽”到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境遇
困难很大，第一，你要把一条地名搞清楚，地名的读音、由来、含义、演变，以及这条地名，所指的范围内的自然和经济的概貌这上面都有。这一条地名，首先是它的正确的书写形式、比如“陈家台”，是耳东“陈”，还是禾旁“程”，它是“张家台”，它是立早“章”，还是弓长“张”，它的正确的读音，正确的书写形式，还汉语拼音按照要求搞的，它的含义、由来、演变，以及这条地名所指范围内它的自然、经济的状况，那么收集资料就是第一位的。
资料不外乎是两大方面，第一是文献，第二是口碑。所谓文献就是我们能够找得到的我们的祖宗、祖先、前人跟我们留下来的文字、包括图片资料。第二个方面就是口碑，还活着的一些老人，特别是有文化的老人。这个困难很多，最大的困难就都是外行，我只能说比一般的外行强一点点，而且没有样本，在我们编纂之前，没有看见过其他任何地方的地名志，是首创，所以困难是非常大的。当时我才不到四十岁，我一搞就感到我有生之年能不完成这个任务，到了有一种感觉“江南才尽”，感到推又推不脱，完又完不成，好像不成功便成仁的境遇。都是外行，你要开个会要沟通都困难，再加上领导重视，但是当时的领导同志文化程度都比较低，也有说不通的时候。
六，徐树楷、夏艺圃、张允大等老师指点明津

1982年稿子就已经出来了，是83年才进厂，蛮多原因被别的压下来了，在沙市印刷一场，被建国三十五周年压下来了，一直到1984年2月这本书才印出来。

好多日日夜夜，不外乎是学习，不外乎是刻苦，不外乎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收集资料的机会，不放过任何一点学习的机会。很多老师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一个是我原来有一个老师，叫徐树楷，这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也是我们沙市的文化名人，从小就蛮器重我，给予我很大的支持，不仅是精神上的，尤其是地方掌故上的支持，一个是夏艺圃（音）老师，是我高中的老师，还有一个是张允大老师，也是我沙市三中的语文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蛮大的鼓励，精神上的鼓励，而且帮助我包括怎么去收集资料，怎么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甚至是怎么去断句，因为古人写文章不用标点符号。很多书籍也对我完成这项工作有很大帮助，一个是《沙市志略》，是王百川主编的《沙市志略》，一个是《荆州府志》，一个是《江陵县志》，一个是《江陵乡土志》，都是很珍贵的原版的。
七，最满意自己把“古田路”改名为“江津路”
沙市街道更名都是我请示报告的，我亲笔写的，新旧地名对照表是别出心裁搞的，方便别人，当时街道更名我的请示报告一报就批。我认为最满意的是江津西、中、东路，江津路，因为它原名叫古田路，没有任何地名含义，就是为了纪念红军时期召开古田会议。因为沙市古称江津，早在秦汉时期，而且后来越想越妙，因为有个江津湾，也在蛇入山到现在的福城、大润发这里，而且江津路从这里过，江津湾很大一片，后来演变成交趾湖（音），现在的张李渊、洪家垸、文湖都是交趾渊的遗存部分。

那时候81年，当时对于古田、遵义、延安、大庆、大赛带有政治意味，又没有地名含义的。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地理没有关联的都属于改的对象。改了很多，白云路原来叫延安一路，太岳路原来就叫做延安二路，武德路以前就叫遵义路。

八，让江津路成为全国首创东、中、西路划分的城市道路

而且当时可以本来可以把古田路改成江津路就算了，但是考虑到，避免汉口解放大道和中山大道的教训，太长了，如果不分段，跟子孙后代造成影响。你比方说汉口中山大道，“您住在哪里在？”，“我住在中山大道，好多好多号”，搞不清楚，几千号，等于没有说，一定要说“我住在中山大道三民路那一截，我住在中山大道武胜路那一截”，为了避免汉口的大道太长给人们带来不方便。我们大胆的，就把江津路在取名的时候就分了西路、中路、和东路，同样想到北京路将来也要延伸，也把北京路改成北京西、北京中、北京东路，不知道别的城市有没有这样子的先例。

并且两条都是以塔桥路口为界，以西叫江津西路、北京西路，红星路口以东的北京路叫北京东路，红星路口以东的江津路叫江津东路，这中间的就成了江津中路和北京中路，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

九，爱沙市成瘾，为沙市街道取名字，眼睛从1400度搞到1700度

我的感情非常丰富的，我现在是成了一个瘾，跟抽烟一样的，成了一个癖好，就经常回忆，越想越有意思，那个时候没有报酬的，我的眼睛从1400度搞到1700度，几乎失明了，我觉得还是跟家乡父老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你比方说把石闸门改成园林东路，石闸门顾名思义是点状的，而它一条路叫石闸门，不确切，我大胆的把它改成园林东路了，现在看起来是成功了，老百姓都接受了，就比石闸门来说那个地名强得多。
再有些路名改回来，就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了，比如说把八一巷恢复为平安巷，把劳动巷恢复为梅台巷等等。但是这里面也有少数个别的我没有改回来，你比如说孝子巷改成了新风巷，我没有改回来，因为权衡还是新风巷比孝子巷还要好，再就是狗头湾改成了宝塔湾，我没有改回来，权衡后还是叫宝塔湾。
十，城市地名一定要有地理含义
对于如今沙北新区，荆北新区、和开发区，这五十二条道路命名、更名，市里的地名委员会聘请了一个十个人组成的专家组，我们讨论过至少有五次，不久以前才定下来，新闻媒体也广泛收集意见，但是收集上来的五花八门，真是叫做莫衷一是，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但是我们坚持一条，要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相结合。不能都用一些外来的东西，比如以前全国几万个人民公社，其中好多个都叫红旗人民公社、都叫东方红人民公社，所以就造成一些混乱。
十一，千年古城沙市是他一生的挚爱，沙市三千巷陌仿佛他身上的一块块的肉
在沙市老城区，跟三十年前我做沙市地名普查的时候相比，我还没有统计，肯定已经消失了一大半。这是叫作孽，这比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带来的危害还大，中国解放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比殖民者来殖民都还严重，这是我的看法，我的感觉。老城区消失，历史文化名城就成了一个空壳，历史文化是以历史文化街区、历史人物的故事传承来的，你把实体消灭了，还谈怎么谈历史文化名城呢，还怎么谈文脉呢？

十二，消失的沙市老城区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和遗憾

消失的老城区街道，不论是大街还是小巷，原则上来讲都可惜，因为那些街道都是起码是数百年历史，就把它毁了。就跟我文章里写的一样的，它载体没有了，怎么谈得上别的呢。这些街道就跟人一样，我们的祖父祖母、父辈他苍老了，他辉煌过呀，他年轻过呀，他现在是老了你就不要他了？没得这个道理吧，你今后还老不老呢？你老了，你的子孙不要你了，你怎么想呀？因为现在整个社会都是浮躁的，像我们搞的这个工作，像你我搞的这个工作，在有些人看来，苕老暴，不会搞钱，把时间、精力用在这上面，这些苕，我们叫做夫子、迂夫子，以我看来中国的迂夫子少了，多几个就好了。
2013年9月29日记于沙市（由袁策明老先生口述，由周良成整理）

沉痛哀悼袁策明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