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07年开始，各地就不断颁布“禁烟令”。随着时间的推移，“禁烟令”的力度越来越大，从开始禁止在公共区域吸烟，到杭州最近颁布的“禁烟令”禁止在一部分室外区域吸烟，并且禁止电子烟。可以说我们离无烟环境又近了一步。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各地禁烟令的颁布过程：
香港地区禁烟严格，2007年1月1日开始，香港包括餐馆在内的所有公共场所都要说对香烟说“不”。除了在自己的家里，烟民们几乎没有任何的机会掏出烟来，而一个烟头5000港元的严格处罚，也让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烟民们望而却步了。
《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于2010年5月1日正式在北京施行。该条文规定北京市餐厅、网吧以及体育馆等10类场所将全面禁止吸烟。按照规定，各大、中型餐厅应提倡全面禁烟，分区管理中，75%面积为无烟区，25%面积以内设密闭隔离的吸烟区，而500平方米以下的小型餐厅，在餐厅内要采取控烟措施。
2018年11月1日，《西安市控制吸烟管理办法》颁布，当时被称为“最严控烟令”。禁烟令规定市民不能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及一些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吸烟。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吸烟者个人将面临10元的罚款，而经营单位则面临着500-1000元等不同金额的罚款。
2019年1月1日，最新修订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此次最新“控烟令”扩大了适用范围、严格了控制吸烟场所范围、对一些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也提出了禁烟要求，电子烟被纳入禁烟范围，实行多部门监管模式、增强执法力量，等等。
光明观点
禁烟令不断升级，严法该如何落地？
作者：欧阳晨雨（法律工作者）
在这个元旦假期，迎着新年的曙光，我国控烟立法又迈出重要一步。
1月1日，最新修订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此次最新“控烟令”扩大了适用范围、严格了控制吸烟场所范围、对一些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也提出了禁烟要求，电子烟被纳入禁烟范围，实行多部门监管模式、增强执法力量，等等。
审视这部新《条例》，“严”是最大的特点。从禁烟区域来看，通过这部地方立法的实施，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扩大”。尽管2005年8月，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必要的室外场所全面禁止吸烟”，目前至少已有20个城市相继出台了关于控烟的地方性法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都已实现了室内公共场所的全面禁烟，但“没有屋顶的地方”禁烟，仍是立法的空白。
杭州市新《条例》不仅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还把主要为妇女、儿童提供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儿童福利机构，为未成年人提供教学的场所，比赛演出场所的室外观众坐席和比赛、健身、演出区域，文物保护单位等公共场所也纳入禁烟区域。这就意味着，不仅在办公室吸烟，就算是在演唱会等场合吸烟，也都属于违法，借由这一地方立法的突破，实现了与国际立法“重要条款”的无缝接轨。
新《条例》对于电子烟的限制，也是“从严控制”的体现。作为香烟的替代品，电子烟如今越来越流行。问题是，电子烟虽然不含尼古丁，却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焦油。目前，除了民航、地铁等明确作出限制外，大多数公共场所仍是模糊地带。新《条例》明确规定，吸烟是指吸入、呼出烟草的烟雾或有害电子烟气雾，因此，禁止吸烟场所不仅禁止点燃烟草制品和吸传统卷烟，也禁止吸电子烟。对于广大公众而言，受法规保护的力度无疑得到了加强。
总的来看，杭州市最新推出的控烟令，在立法内容上的确“可圈可点”。但是，如何突破“执行难”瓶颈，恐怕还需下更大功夫。从我国控烟历程看，纵然不乏法规层面的发力，但落实层面上，往往沦为短板。虽说根据新《条例》，杭州将推行多部门执法，由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公安、卫生、教育、民政都“各管一片”，这样的“精准定责”，有利于严法得到落实，但“多头执法”也容易带来“力量分散”，如何防止执法不严、明紧暗松，更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从大的方向看，吸引和扩大公民的参与，是禁烟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尽管新《条例》规定，“如果不听劝阻，市民可以拨打“12345”投诉举报”，“登记受理投诉后将按照控烟监管职责分工，移交相应的控烟监管部门处置”，但如何固定违法证据，也是一大现实“难题”。“随手拍”再微信上传投诉，或是公共场所监控拍摄，亦涉及规范使用范围、保护公民隐私权的问题，而不能随意赋权使用。
杭州升级控烟令，地方立法努力固然可嘉，但还仅是推进全面禁烟的“上篇文章”。回应公众疾呼，跳出“执行难”窠臼，不仅应加大执法力度，让法规“落地生根”，还需在国家立法上有所突破，及早实现公共场所无烟的控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