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素有“鱼米之乡”的百里洪湖中央，有一个由170多艘船屋组成的渔村，名叫船头嘴。过去二十余年间，这里收入少，不通电，600多位渔民分散居住在370平方公里的湖面上。

1992年，听说湖上一名产妇难产，因交通不便救治不及时去世，谢爱娥和丈夫开始了25年的水上行医路。下岸上船，夏热冬寒，他们在风浪中颠簸出诊，为渔民搭起了“生命之舟”。

谢爱娥在洪湖之上撑船出诊

摇桨25年搭起渔民“生命之舟”

1992年，23岁的谢爱娥和丈夫在船头嘴村委会的船屋里建起了渔村的第一个卫生室。在卫生室底下一个高不过1.5米、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船舱，他们生活了25年。

船上没有电，无法安装空调和暖气，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为了方便在湖上出诊，原本是“旱鸭子”的谢爱娥逼迫自己学会了游泳和划船。

驾驶一叶扁舟在湖上行医，困难远比常人能想象的更多。

2008年，洪湖遭受暴雪侵袭，湖面冰冻。渔民李金付怀孕8个月的妻子发起高烧，咳嗽不止。夫妻俩准备出门找谢爱娥看看，但被冰冻打滑的湖面逼回来了。眼看天黑了，李金付只好试着给谢爱娥打了求救电话。两个多小时后，浑身是雪、头上直冒热气的谢爱娥一手拄着拐，一手提着药箱艰难来到他家渔船上，李金付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还是躺在船舱里的妻子眼泪直流地先开口，“谢医生，给您添麻烦了！” 

船上诊所（资料图）

2011年洪湖大旱，渔民董继才刚刚做完肺叶切除手术，疼痛难忍，彻夜难眠，需要每天打消炎针。但湖水干涸，滩涂成片，小船在泥浆中寸步难行。谢爱娥身穿20多斤重的防水服蹚着泥浆出诊，近一米的泥沼如同巨大的吸盘，让每一步走得都很艰难。出一趟诊，就要在泥浆中挣扎五个多小时。

村民陈德胜患有食道癌，妻子在煎中药时不慎引起大火，导致自家船屋烧毁。谢爱娥听说后，将他一家接到自己船上，一边照顾他们生活一边给陈德胜医治身体。村民吴绍半夜突然眩晕，呕吐不止，随时可能休克。湖面一片漆黑，谢爱娥划着小船在风浪里开偏航道碰到竹竿上，整个人倒下背部被船舷撞伤……她强忍着疼痛，一赶到就马上为他量血压、扎吊针，守护着他转危为安。

谢爱娥 资料图

25年里，谢爱娥与丈夫接诊病人30000多人次，出诊3000多次，转送产妇100多人。附近几乎所有20岁以下的村民，都是在谢爱娥的陪伴和呵护下来到人世。她在这片湖面上走过的水路长达8万公里，足以绕地球两圈。

成立工作室，解“渔民上岸”之忧

2016年起，为了治理修复洪湖生态，国家全面实施退渔还湖、“渔民上岸”工程，洪湖市930户、2640名渔民全部离湖上岸。

能在岸上有一套房子，冬不吹夏不晒，这是渔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但离了船屋就没有家，除了养鱼捕鱼就不会其它。”多年来以湖为家，渔民们形成了对湖的深深依赖，他们担心，“上岸了怎么办？”相比拆除水里有形的渔网，引导渔民破心里的“渔网”更难。

面对渔民的彷徨忐忑，作为村妇联主席的谢爱娥急人之难，在滨湖卫生院和渔民上岸集中入住的小区中心地段，组建了两处“三八红旗手”谢爱娥工作室。这里不仅仅是医务室，也成为全村人民的宣传室、学习所、调解处、情感驿站和便民服务中心。

“大家放心，政府早就考虑到了我们的难处，一切都作好了安排。”谢爱娥耐心细致地为渔民讲政策，“上岸后，政府会给予补贴保证我们每家每户有一套房，让住房有保障；具备劳动能力的中青年每人推荐一份工作，让就业有保障；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补贴一定经费，让生活有保障。如果大家想自主创业的话，政府还可以提供创业贷款。”

谢爱娥到渔民船上看诊（全国妇联宣传部 供图）

谢爱娥积极向湖北省荆州市妇联、人社局寻求援助，与众多企业进行对接，为渔民就业提供点对点服务。她组织妇女到市妇女就业创业培训基地参加免费的技能培训，学习烹饪、月嫂、家政电商等技能；带领中青年劳力去跟企业管理人员见面，请企业为他们先培训，掌握技术后再上岗。有时候企业因为渔民的技能水平不达标而表示爱莫能助，有时候渔民表示受不了企业的制度约束而不愿上班，谢爱娥只得在中间说尽好话，反复做工作，促成一桩好事来来回回得跑十几趟，累到虚脱。

在她的多方奔走协调下，100名渔民顺利进入企业工作，村里3名女大学生得到荆州市妇联“金凤工程”助学资金，4名妇女得到了“两癌救助资金”。两处工作室，让谢爱娥成为了村民们的贴心人。

2019年3月，谢爱娥（右一）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表彰（全国妇联宣传部 供图）

成为社区医生，仍是渔民最信赖的“谢大夫”

随着2016年洪湖启动渔民上岸工作，谢爱娥也从“船医”正式成为社区医生。

洪湖市滨湖办事处船头嘴卫生室——这是谢爱娥和丈夫何太瑜现在的工作场所。整齐的楼房，清爽洁净的村容村貌，这里看上去和别的社区无异，只有从墙上晒的鱼干依稀可见昔日水上人家的印记。

虽然不用再摇桨划船了，但她仍是上岸渔民们最信赖的“谢大夫”。

在卫生室配药室的墙上，一张《400种中西药注射剂临床配用检索表》引人注目，密密麻麻的各种药剂和配比，看得人眼花缭乱。谢爱娥偶尔看一看墙上的数据，大多数时候都是直接拿起药瓶配药。“毕竟当了20多年的医生，许多药剂的搭配比例早就记熟了。”她说。

谢爱娥和丈夫何太瑜（新华社 摄）

来到船头嘴卫生室一年多时间，谢爱娥和周边居民早已熟络。“最多的时候，一天来看病的有30多人，三分之一都是以前的渔民。不光是注射室里躺满了人，门诊室里也都围着，不少人都只能站着。”

渔民上岸以后，大多在附近工厂和水产养殖场找到了工作，白天的空闲时间少，到下午下班以后来看病的人多。卫生室的工作时间到晚上10时结束，虽然谢爱娥家离这里步行只有几分钟，但他们晚上还是坚持睡在卫生室。“说不定什么时候，老百姓家里有急病需要开药，一来敲门我们就能起来。”

渔民上岸了，曾经荡于洪湖之上的船只也统一收集，等候处理。谢爱娥留下的唯一和船相关的物件，是以前船上的一只救生圈。偶尔看一看，也算是对20多年“船医”生活的纪念，她笑着说：“家里如果有小孩想去游泳也可以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