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央追逃办在成立5周年之际,公布了我国追逃追赃的最新数据:5年来追回外逃人员5974人。
2014年以来追回外逃人员5974人
在重点案件方面,王国强、许超凡、杨秀珠、姚锦旗等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不断被追回归案,追逃、防逃、追赃一体推进,我国追逃追赃的战略战术更加娴熟,初步形成“不敢逃”、“不能逃”的机制和氛围。
我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建立了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通过劝返、遣返、异地追诉、联合办案等多种方式开展追逃追赃,有效开辟了反腐败国际战场。
△“百名红通人员”(资料图)
5年追逃追赃 织密反腐天网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建立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追逃办。由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人民银行等8家成员单位组成,将分散在各部门之间的追逃追赃力量集中起来,开启了我国追逃追赃的新阶段。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回国投案自首,这是中央追逃办成立后,第一个从美国主动投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也是之前10年来从美国归案的首名外逃腐败分子。之后,我国追逃追赃工作不断深入。
中央追逃办召开会议,决定启动“天网”行动。
戴学民被缉捕归案,这是“百名红通人员”公布后的首个落网人员。
“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从美国回国投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实施,明确国家监委统筹协调反腐败国际合作。
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
一项项举措陆续出台,一个个外逃腐败分子不断归案,我国追逃追赃的天网越织越密,也释放出海外不是法外,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强烈信号。
推进追逃防逃一体化
逃出去的要追,没逃出去的更要防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建立防逃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关口前移,将一批有外逃倾向的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及时封堵在国门之内。2018年,仅北京就阻止15名有外逃倾向的监察对象出境。
监察法颁布施行后,北京市还将非党员身份的村干部等新增监察对象全部纳入防逃体系。被监督对象的增加,也让防逃的大网越织越密。
为实现防逃工作全覆盖,无死角,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清理“裸官”,修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要求报告境外存款和投资情况;严格落实护照管理、出入境审批等制度;严厉打击利用地下钱庄和离岸公司转移赃款等措施,构建了以人、钱、证为重点的全方位防逃体系。
党的十九大后,更是将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管理人员、基层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纳入追逃防逃范围,并结合扶贫领域反腐败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贪污侵吞扶贫资金的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保护伞”列为追逃追赃重点对象,对有外逃苗头的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