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战“疫”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截至4月2日，湖北省尚有239例重症、110例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在院治疗。“战场”已大大收缩，但攻坚难度丝毫未减。
资料图为：医护人员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ICU病房中工作。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这些患者普遍年龄大、基础疾病多同时有多器官受损，医疗救治难度极大。如何攻下最后的“堡垒”？记者就此专访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以及重症救治专家。
与病毒“交手”数月未知待解
自疫情暴发至今，人类与新冠病毒“交手”不过数月，诸多未知待解。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谈到该病毒的迷惑性。“我们对这个病的认识还不够。”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四部五部主任、该院援鄂国家医疗队医疗组副组长詹庆元提到，患者一旦成为危重型，各脏器都会受到攻击，包括肺部、免疫、血液、心脏系统等。“病人死亡，可能是病毒对全身打击综合的结果，不过在肺部的表现更突出。”
医护竭尽全力救治患者，但经验需从头累积。詹庆元举例，早期危重症患者很多都被诊断成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但现在看，新冠肺炎导致的ARDS与典型的ARDS有很大差别，治疗手段因而差别较大。即便同一患者其治疗也存在矛盾，焦雅辉指，抗凝和止血冲突同时出现，这是危重症救治中常遇到的情况。
如何在治疗上找到最佳平衡点，考验医护技术和医院实力。
资料图：核酸检测。殷立勤 摄
捋顺管理流程 各方高手协同作战
疫情发生后，先后有4万多医护驰援湖北，其中1.9万负责重症救治。规范管理流程、让各支医疗队协同作战是救治病人的第一步。
焦雅辉介绍，国家卫健委2月初制定了针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救治的管理制度，要求成立联合医务部、护理部、院感办及专家组，明确统一指挥和管理。
武汉协和医院院长胡豫说，这次疫情反映出武汉市重症学科床位不够、防护物资及设备不足，尤其在面对重大突发性卫生事件时能力建设不足。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团队整建制接管了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一个重症病区。詹庆元回忆，紧急组建团队和ICU病房是很大的挑战。
当时，团队从北京抽调精锐医护团队赴汉，一并带来了1500多万元人民币的救治设备。“但要这些人员、设备组合起来，形成统一整体还有很多流程。最初较忙乱，经过一周左右时间整个就捋顺了。”
焦雅辉还介绍，平日里建立的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如疑难病例会诊制度、死亡病例讨论制度、整体护理制度等也在“战时”得到强化。此外还专门建立了24小时报病危制度，对所有危重症病例进行清单式管理。
资料图：武昌方舱医院医护人员为出院患者消毒。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关口前移 不错过最佳窗口期
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从第一版修订到第七版，背后是对疾病逐渐认识、诊疗经验逐步累积的过程。这期间，关口前移是至为重要的判断。
“我们强调，一定要更积极地采取有效手段，不错过治疗最佳窗口期。”焦雅辉说，诊疗方案里提出了各项预警指标，如呼吸频率、氧饱和度出现相应指标可能变重症，临床医生发现后便会提高警惕尽早干预。
尽早为患者实施气管插管是经临床验证后达成的共识。“如果患者使用无创呼吸机2小时后氧饱指标仍未改善，那就要尽早实施气管插管。”她回忆，2月初中央指导组专家组赴各医院示范，消除大家的顾虑。事实证明，尽早应用，病人转归和预后效果都较显著。
在詹庆元团队负责的病区，迄今共接收了82位病人，绝大部分已出院、4人死亡。“其中3位属于刚来的时候没有插管的条件，没能及时气管插管治疗。”
救治离不开多学科团队通力合作。“救重症不光是呼吸科感染科，整个重症医学团队都要在，肾内科、血液科、免疫科等各领域专家要共同治疗。”焦雅辉说。
资料图 浙大一院 供图
出院患者健康监测是后期重要工作
患者陆续出院，后续的健康监测如何进行?重症患者康复后是否会出现后遗症?
詹庆元认为，对重症出院患者进行随访、观察、干预将是后期需要关注的重点工作。烈性传染病对患者的身心打击都很大，两者康复均需重视。
他特别指出，由于新冠病毒攻击多器官，随访时需对各脏器进行评估和检查。但就不同患者进行针对性的随访，亦是当前待解的难题。我们后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詹提到，包括后遗症概率等都还未知，只有通过长期、准确随访才能有明确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