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之根”——盘龙城遗址东北方向约20公里处，有重大考古新发现！
1月12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宣布，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仅用于铸铜的人工台地面积就达千余平方米，系迄今所见长江流域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商代铸铜遗址，堪称3200年前的“重工业基地”。
该考古项目领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刚介绍，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分布在鲁台山北麓、滠水东岸的台地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9年3月至2020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武汉市黄陂区文物管理所对郭元咀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胡刚称，鲁台山遗址面积约125万平方米，其中郭元咀遗址点面积约3万平方米，现存铸铜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目前已揭露的人工台地面积约1120平方米。这处铸铜遗址不仅规模大，且延续时间较长。发掘表明，郭元咀遗址包含屈家岭时期、商代、西周、东周以及唐、宋、清代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商代遗存最为丰富、发现最为重要。
商代遗存重点揭露了一处用于铸铜的人工台基以及台基上的各类铸铜相关遗迹，与精炼粗铜、熔炼合金、陶范浇铸相关，有灰烬沟、冶铸工作区、粗砂坑、炉基、陶范坑、垫土坑以及因冶铸活动而形成的黑灰面、烧土面、柱洞类等遗迹，基本上涵盖了铸铜生产主要环节。
经复原研究认为，此范直径达25厘米，表明可以铸造大型青铜容器
冶铸遗物有熔铜器具、工具、原料、熔炼渣、陶范以及燃料，其中出土的坩埚壁残块数量众多，共计80余件，出土的陶范共计120余块，其他石制、铜制生产工具共计105件。除大量冶铸遗物外，还在两条界沟及多个大型灰坑内出土了大量的日用陶器、印纹硬陶器，浮选了丰富的炭化水稻、木炭与古脊椎动物骨骼。
人工台基沿滠水东岸平行分布，其布局与郑州商城南关外、阜南台家寺铸铜遗址的布局十分类似，如其南部和北部分别被一条东西向灰沟所隔开，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铸铜生产作坊。台基呈西南、东北走向，从布局看，其东面和西北角应有进出作坊区的通道。台基南部长29.4米、东边南北长40.8米，面积约1100平方米，西部和南部边缘分布有大小不等的圆形柱洞，表明手工业作坊周围建有临时性工棚设施。
台基南部中心是铸铜的主要区域，面积约30平方米，发现炉址、沙坑、陶范坑、柱洞等各类遗迹，所发现的熔铸坑十分重要，通过实验室考古的精细发掘，基本揭示了一个由铜渣、碎范、细沙与木炭构成的多层废弃物堆积面，反映了商代熔铸活动在一个地点可能反复、多次地进行。另一个发现是熔铸坑内残炉基，残壁高6厘米，近圆形，直径约45厘米左右，可能与熔铸活动有关。
灰烬沟与陶范坑分布在台基东部，是熔铸的废弃物堆积区，堆积大量的碎陶范、合金熔炼的坩埚壁以及石块、碎陶片、木炭、红烧土等遗物，陶范虽大多数细碎，但也有大块出土，表明可以铸造大件的青铜器。
专家认为：鲁台山郭元咀遗址是近年来湖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商代考古发现之一，其年代上能与更早的盘龙城遗址相衔接，真实再现了公元前1226年前后商王朝统治和经略长江流域的真实图景，也为探讨长子国遗存以及周王朝对鄂东地区的分封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学术价值和意义重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介绍，该考古项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具体体现为：
一、郭元咀遗址的商代遗存十分丰富，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前后，对探讨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揭示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二、发掘出土了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铸铜遗址。发现的各类铜渣、陶范、坩埚壁碎块及炉基表明，该遗址中至少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范浇铸三类冶金生产活动，初步确定了与熔炼、浇铸环节有关的几个手工业操作链，即就地制范、制沙淘选、筑造炉址、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范浇铸等。
三、初步揭示与洹北商城、殷墟遗址的密切关联与差异。郭元咀遗址出土的铜器及铜渣样品以高放射性成因铅为主，与洹北商城等都邑的金属资源一致，遗址出土的陶范质地较为粗糙，烘制程度低，也与洹北商城陶范相似，但显微物相分析表明范土中常见多硅白云母等矿物，对应于遗址周边高压变质带地质环境，化学成分FeO、Al2O3含量较高，材料来自本地，这些分析工作对认识南方地区商代青铜器的资源与技术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郭元咀遗址作为滠水流域下游一个重要的商代铸铜遗址，也为研究中原商人水路南下的路径以及南下后形成的据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四、按窝鼎足等遗物的出土显示，郭元咀遗址与大路铺文化存在交流，暗示此地出土的铸铜原料或来源于鄂东等地的长江铜矿带，对揭示殷墟一期之后的青铜铸造活动的组织形态、原料的运输路线等青铜时代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五、在商代铸造活动核心区的东北部发现的烧土遗迹，可能是商代铸铜场所废弃或铸铜规模缩减后另一个与铸铜相关的遗迹，而且在商代铸造台基西部边缘上形成的周代墓葬也有可能是这个遗址上最后一批铸铜活动者的墓葬。这两个可能的疑点为讨论继商人之后周人是否曾继续在此进行铸铜活动提供了可遐想的研究空间。
六、遗址还发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灰坑、墓葬类遗存，为研究鲁台山西周“长子国”族属与源流提供重要线索，初步揭示了滠水中游地区这一阶段考古学文化面貌。
据介绍，1977年~1978年，黄陂县文化馆为配合滠水改道工程，在鲁台山西南、滠水左岸的一段东西长300米、南北宽100米的范围内清理西周墓葬5座、东周墓葬30座，并清理一座直径2米、深约4.7米的西周灰坑。其中M30出土青铜器47件，有铭铜器10件，铜礼器有圆鼎3、方鼎4、甗2、簋2、爵9、尊1、觯5、觚1，最为著名的是“公大史”方鼎和“长子狗”圆鼎。
鲁台山古墓葬群的发现，曾是全国考古历史学界的“热点”，当时有学者称，M30墓应是长子国的国君墓。鲁台山西周早期墓地的发现意义重大，这对于研究成、康时期周王朝对南方地区的分封与管理提供资料。
“郭元咀遗址的发现，让我们认识到，原来这一带早在商代就有一个大型的铸铜‘工厂’，周代出现高等级墓地，并不意外。”方勤说。
方勤还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1991年，工人在滠水挖沙时，曾发现一件体量较大的青铜瓿，年代是商晚期。当时他就纳闷，如此精美浑宏的青铜器是从哪里来，郭元咀青铜铸造遗址的发现，解开了三十年前的谜团。
方勤认为，以前分析长江流域与中原互动，更多关注的是随枣走廊，结合上世纪发现的西周早期高等级墓葬及“长子”铭文铜器，及最新考古发现看，经滠水到淮河的线路，也是通往中原的一条重要线路，作为金道锡行的繁阳节点的鲁台山地区，则是与中原互动的重要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