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在《奇葩大会》上一期节目中，沙市伢蔡聪做了主题为“世界上不该有残疾人”的演讲，只有7分钟，但这段演讲传遍网络，为他圈粉无数。
2月15日，《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篇关于蔡聪的采访《盲人蔡聪：残障是后天被建构的》，再次引起网友关注。以下为采访原文。
一讲成名后，蔡聪想抓住机会，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残障世界，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对残障者而言，残障或是不幸的，但更不幸的是社会对残障的态度。
“奇葩”的尴尬
第一次见到蔡聪是在两年前，跟他提前约采访时间和地点时，我用微信发了几段文字过去，发完后内心忐忑起来，“一个盲人能用微信吗？文字消息他看得见吗？要不要再发段语音？”。没想到他很快就回了消息，用了文字，还加了表情。
那次采访，他径直找到了约定的采访地点，手里还拿着盲杖。开场白之前，我脑海中快速搜索了一遍，他位于北京南三环的办公室到工人体育馆附近这处商场可以选择哪些出行方式，途中可能遇到哪些障碍，并打算为这趟旅途给他增添的麻烦而道歉一番。
但其后的相处倒让这显得多此一举了——因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看不见的蔡聪来说是家常便饭。他还向我们展示了怎么使用手机和电脑，发朋友圈、发微博、写word文档都不在话下。休息时，蔡聪会拿起手机收发消息，读屏软件发出的机械女声，语速极快，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人难以辨别，但他早已习惯。
当时，蔡聪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网红”，上厕所途中都能被人认出。蔡聪的走红是在《奇葩大会》上，他做了主题为“世界上不该有残疾人”的演讲，只有7分钟，但这段演讲传遍网络，为他圈粉无数。
节目里，拄着盲杖的蔡聪被工作人员领到舞台中央，他身材瘦小，一张娃娃脸，穿着白衬衫和灰西装。第一句话，他说：“我是蔡聪，我是一个盲人。”接下来，他讲述了自己少年失明后的人生经历，台上的他自信、轻松，不乏幽默感，台下的观众时而眉头紧皱，时而开怀大笑。
蔡聪的故事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他对自己的残障的认知和态度。他告诉大家，在失明后的很多年里，他都觉得看不见是自己的问题，此后的人生会像周围人说的那样“完蛋了”。尤其是在报名高考被拒后，身为别人家的孩子，学校的著名学霸，他也只能无奈接受。但后来机缘巧合走上了残障公益的道路，他逐渐醒悟过来，原来“伤残是一个人的特点而非一种缺陷”，“人生不过是换了一种新的活法”。
演讲结束，主持人何炅告诉蔡聪，全场正在起立为他鼓掌。当许多人对盲人的印象仍停留在某个逼仄的盲人按摩店，或街头巷尾聚坐在一起的算命师那里时，一个能言善辩、自信乐观的蔡聪的出现，足以让人眼前一亮。随着节目的播出，作为“奇葩说”辩手的蔡聪逐渐走红。
两年后，我和蔡聪再次见面，投身残障公益的他更忙了。上午，他刚把妻儿送上回老家的火车，下午抽出时间和我聊完，紧接着又上了去机场的出租车——节前还有几场培训等着他开讲。他背起黑色双肩包，拿出盲杖，和同事打了声招呼便一个人出了门。
回忆起当初上节目的初衷，一手将蔡聪推向前台的“一加一”的创始人解岩告诉我：“主要就是想找一个平台把他们做的事情、倡导的理念传达给更多的人。”不过，蔡聪作为公益人的身份依旧认知度不高。他是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以下简称“一加一”)合伙人、有人公益基金会的残障项目总监，是一本残障社群杂志的主编，还是一位残障培训师和非视觉摄影师。
“一加一”创办于2006年，是一个残障人自助组织，主要业务分为三大块，倡导、服务和社会企业。蔡聪负责的是倡导，具体来说就是普及和提高公众的残障意识，改变社会对残障的态度，为残障群体争取权利与平等，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
但这件事理解起来并不容易。有出版社找他写书，蔡聪问能不能写残障者的权利，对方说不需要这种，给了他一本励志书，让他照着写。也有很多节目找到蔡聪，他们需要某个残障者角色，希望他去讲讲自己的励志故事，或者完成某个对于盲人而言不可思议的挑战。对这样的邀约，蔡聪时常会感到无奈，“我顶多就是在大家听厌了那种自强不息的故事后带来了一点新鲜感，但本质上仍然没有逃脱出自强不息的故事框架”。
拒绝按摩
蔡聪1986年出生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10岁那年患上药物性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力急剧下降，很快就看不清东西了。做完手术，家人又送他回了学校，不料第一次考试就考了班级第一。
学校留下了这个看不见的小孩。老师还经常以蔡聪为榜样教育其他同学：“你们看看蔡聪，都这样了，学习成绩还能这么好，你们不感到惭愧吗？”那时的小蔡聪听到这种话，心里也觉得很自豪。学校各种奖项评选总有蔡聪的名字，他是第一批入团的，是学校有名的典型代表、先进分子。
到了当地重点高中，高一开始没多久，蔡聪的视力再一次下降，这回连凑到鼻梁上的试卷也看不清了。亲朋好友、老师同学都觉得，这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彻底完蛋了，但老师也没有理由放弃这个成绩最好的学生。挨到了高考报名，学校主动帮他去向省教育考试院申请人工读题，但因为没有先例，遭到拒绝。
不能高考，就上不了大学，这对蔡聪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但自己看不见，只能接受。这时候，家里人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个和蔡聪情况类似的盲人，通过考试上了一所专门针对盲人学生的大学。他们赶紧上网去找，得知有两所本科院校通过单考单招的方式招收盲人学生，有音乐和针灸推拿两个专业可以选择。但考试采用的是盲文试卷，不提供人工读题。
蔡聪又去学盲文。一通打听，才知道与他家一街之隔就有一所盲校。老师教学一大任务就是教大家识字。蔡聪交了800块钱，一个星期去两次。生性活跃的蔡聪很喜欢问老师关于盲校的各种事情。老师告诉他，这里的学生毕业后，要么找个师傅学按摩去，要么就去武汉找个中专，还是学按摩。
“我当时觉得我跟他们应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觉得我是马上要去上大学的人。”在很多时候，蔡聪是带着同情和怜悯，还有几分好奇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同学，他始终没有把自己当作他们中的一员。
盲文学会后，蔡聪去参加了考试，顺利被长春大学针灸推拿专业录取，成为一名盲人大学生。新生年级大会上，辅导员告诉他们：“盲人以前只能乞讨卖艺，现在能上大学了，大家要好好珍惜，千万不要有其他不切实际的想法，你把按摩学好了，将来就有好的出路。”学校所有的课程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把大家培养成出色的盲人按摩师。
蔡聪逐渐意识到，按摩原来是盲人的群体性命运。事实上，在专业的学习上，蔡聪仍算得上一位好学生。老师夸他手法好，是块做按摩的料，周围所有的力量也在把他往按摩师的方向上推。但蔡聪心里正在默默地对抗着即将到来的命运。
刚开始时他还意气风发，自己上网看课表去蹭其他学院的课，后来一想，“自己专业课都不想去上，还去蹭别的课？”。大家都开始出去找实习时，蔡聪也找了一家按摩店，但干了三天就跑了。“人就坐在店里面，等客人来，来了，你去给他按，完了又坐下继续等。”蔡聪忍受不了这种生活，毕业后逃回了家，家里想托关系给他安排到当地的中医院去，但关系不够硬，也没成功。
在家上网时，他看到“一加一”的一档广播节目正在招募实习生的消息，仔仔细细地写了好几页简历投过去。2010年，他到了北京，从学广播开始，到创办中国残障社群第一本杂志《有人》，成为一名残障培训师。蔡聪后来常常问自己，如果不是对普通学校应试教育的适应，他是不是初中时就和班上许多差生一样被劝退；如果自己被送去了盲校，是不是也早早地去了按摩店。
2017年，蔡聪的母校建院30周年庆时，有人推荐学院邀请蔡聪回去，但学院没有采纳。蔡聪乐呵呵地分析说：“一定是因为我老是黑学校，其实我是爱之深，责之切。结果请回去的都是盲人按摩店的老板。”他告诉我，自己其实并不是拒绝按摩，而是拒绝盲人只有按摩这一个选择。
走出去
“一加一”有50多名员工，以残障者为主，其中又以盲人居多，招聘的基本要求就是自己能独立上下班，尽管机构必须为此承担安全风险和道义责任。蔡聪告诉我，第一天搬去时，开电梯的阿姨就被吓坏了，她头一回见到十几个盲人在一块挤电梯。等到第二天，阿姨就拦着别人，让盲人先上。后来时间长了，有人要帮忙，阿姨反而会劝阻，说他们自己能行。
根据中国残联的数据，我国残疾人数量在8000万左右，也就是说大概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身有残疾。然而，这些人却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中，是社会中的一个消失的群体。蔡聪的同事杨青风是先天性视障，2006年加入“一加一”，这几年开始致力于残障者的独立生活训练。他的理念是，残障者要想真正融入社会，走出去是第一步。
从2018年开始，他们开设了一个“金盲杖奇葩成长营”，系统地训练盲人出行能力。杨青风说，很多盲人无法独立出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盲人不敢，也不信，没有人身体力行地示范，也没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帮他们走出家门。结营后，一个40多岁，大半辈子都待在家的盲人愣是自己拿着盲杖走回了家。以前还有一名学法律的盲人大学生，在他们那里学会了独立出行能力后，顺利找到了律所接收，成为一名盲人律师。
“你独立出行了以后，需要调动的能力就不只是行走了，你还得问路，公交来了你得问是哪个公交，吃饭你得自己去点菜，打车你得自己用手机。这样就会激发大家生活的潜能。”
除了独立出行，杨青风他们还开展了各种活动教残障者网购、点外卖、打车，还有做菜、打扫卫生等生活技能。但一个团队的能力毕竟有限，杨青风设想，未来要建立一个残障者独立生活训练中心，把这些课程都专业化、体系化，上传到网上，去影响到更多的残障者。
蔡聪认为，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残障政策事实上扭曲了残障群体，使他们逐渐形成福利依赖，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等靠要”。在这种政策模式下，残障者自己几乎没有发言权。“你觉得残疾人能力差，关爱他，同情他。最后你会发现他果然长成你希望的那种样子，出不了门，什么事也做不了。”
为了推动信息无障碍化，让更多盲人能使用手机，蔡聪曾发动上千名盲人签名，写信给开发厂商。他们也曾批评微信开展的为盲胞读书大型公益活动，因为这些参差不齐的音频并不适合给盲人使用。
去年，上海一视力全盲学生高考取得623分的高分，经过媒体报道后，网友纷纷称赞，自叹不如。蔡聪写了一篇文章提醒读者，这位盲人学生参加的并非全国统一高考，而是单考单招，其考试难度不可与普通高考横向对比。他认为报道刻意忽视这点，其实本质上还是对残障人士能力的不信任，捅破窗户纸后，他遭到了包括残障圈内人的指责。
这样的“反调”，蔡聪他们唱得不少。曾经国内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了一个大型综艺节目，邀请明星体验盲人世界，让明星蒙上眼罩完成任务。当然，他们不出意外地处处碰壁，做出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蔡聪和同事又找到人家，建议他们改一下节目设计，让一个盲人从旁引导嘉宾，这样能让大家了解盲人平时是怎么生活的，而非继续固化大家对盲人生存艰难的刻板印象。“第一天当盲人，当然只有恐惧和不适。”但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蔡聪认为，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的都是这样的态度，即残障是一种不完整，一种病态。因此，在我们的社会模式里，一旦遇到残障者，一定要想方设法将其修正过来，否则残障者很难被当作正常人被社会接受。“从某种角度看，残障其实是后天被建构的。”
只是换一种活法
蔡聪曾采访过一位哈佛大学法学院历史上第一个聋盲人哈本·吉尔马(Haben Girma)。当时他问她：“你生下来就看不见，也听不见，这么艰难，你是怎么活过来的？父母当时没说把你给扔了？”对方从未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一下子被问蒙了，反问：“我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一样，都是我父母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为什么他们要把我给丢了呢？”
吉尔马不仅没有被丢弃，反而被送到了当地的独立生活训练中心，学了盲文、手指语等生活技能，后来又根据个人的兴趣学了做饭、舞蹈，一直在普通学校里上学，直到考上哈佛大学。“如果周围的人最初不是告诉残障者，你的人生完蛋了，而是你的人生只是换了一种新的活法，那他们的人生是不是有更多可能呢？”蔡聪说。
蔡聪的妻子也是一位盲人，大学毕业后在老家做按摩。在蔡聪主编的杂志一次关于“女性按摩师职场性骚扰”的征稿中，两人相识，在蔡聪鼓励下也来了北京。后来他们结婚，2016年生下一个女儿。女儿马上三岁，该上幼儿园了，蔡聪最近正为这事犯愁。在公益机构的收入不高，一个月也只有五六千元，去公立园，有户口的都排不上，去私立园，要么是收费太贵，要么就是条件太差。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残障人遇到的新鲜问题，都是这个社会的问题，不过在残障者身上被放大，被极端化了。”很多残障者结婚以后都不敢要孩子，一方面是有遗传上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害怕自己不能让孩子幸福。蔡聪觉得，说到底，残障家庭的教育问题最后还是会回到家长和整个社会如何看待残障的起点上。
蔡聪告诉我，很多人会关注残障儿童，而残障家庭的儿童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大部分残障者家长，包括家里的爷爷奶奶非常忌讳孩子提到残疾这件事情，遮遮掩掩，最后往往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影响。“在小孩子的视角里，没有成人世界的框架，他们看待残障和看待其他的事物一样是平等的，不带偏见的。有时候孩子身上最大的卑微其实不是来源于孩子，是来源于我们父母自己，残障者父母自己无法处理好自身的矛盾。”蔡聪说。
杨青风五岁的孩子有一次请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家里玩，小朋友们玩到中途突然悄悄地问，他爸爸眼睛是怎么回事？坐在一旁的杨青风听到，心里一紧。没想到，孩子随口说道：“反正我是治不好了，要不你们试试。”
蔡聪的女儿有时会拿着读本让爸爸给她讲故事，他总是认真地告诉女儿：“爸爸看不见，将来还指望你给爸爸读书呢。”女儿并不会有太大的反应。他发现，后来孩子出门还会提醒爸爸妈妈记得拿盲杖，遇到坎了也会记得要告诉他们。
不过，随着孩子年岁的增长，总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父母与其他成人的不同。解岩27岁时罹患骨癌，双腿从此残疾，走路需要拐杖。如今女儿已经九岁了，解岩开始关心起女儿对他残疾的态度。他告诉我，现在女儿画的画里还有他的拐杖，但他想知道，拐杖哪一天会消失。到了那一天，可能就是要介入的时候。他告诉过女儿：“如果有一天爸爸的拐杖影响到你和小朋友玩了，你千万告诉我。”
蔡聪的微信头像用的是女儿两岁时的照片。他经常会被人问起：“看不见孩子长什么样会不会觉得是人生的一个缺憾？”蔡聪的答案会用“遗憾”代替“缺憾”一词：“缺憾就是人生不完整了，但我觉得不是。看不见她确实会遗憾，但你看不见她会怎么样呢？会影响你对她的爱吗？其实也不会。”他告诉自己，想想就好了。
每次出门的时候，蔡聪都会有意识地给女儿补充这方面的常识。“比如我经常会跟我妈说，你要告诉她这是什么东西，或者我会带着孩子一起问奶奶，这个是什么颜色，那个是什么形状。”蔡聪觉得，比起一天到晚去想象残障的生活多么悲惨，倒不如多给他们一些家庭和社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