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科学》（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了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的22位科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成果——“中国COVID-19疫情暴发的最初50天内传播控制措施的调查”。文章指出，武汉出行禁令将其他城市的疫情暴发时间平均推迟2.91天，让中国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总病例数减少96%，对疫情的遏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干预措施情况下，武汉外确诊病例在疫情暴发第50天或累计超70万。
《科学》杂志，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文章发表需要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此次相关成果的发表，意味着该项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
和西方一些政客动辄对病毒搞污名化不同，西方科学界的看法更加强调事实与严肃性。
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主编理查德·霍顿3月26日在BBC的节目上就指出：“在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就知道疫情会到来，中国疫情所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清楚，可是我们浪费了整个2月份。”《柳叶刀》在医学界以独立性、权威性著称。疫情发生以来，该杂志多次发文评价中国抗疫举措。早在3月6日就曾发表社论指出，“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的巨大公共卫生投入已成功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各国政要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3月27日再发社论文章《新冠肺炎：学习经验》，督促世界各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要迅速有效，并强调了学习中国经验以及加强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此外，3月17日，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学者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发表文章称，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该文章采用的证据分析表明，新冠病毒“不是在实验室中构建的，也不是有目的性的人为操控的病毒”。
防疫举措成效怎么样，要靠事实来检验；病毒来源于何处，要探寻科学证据。西方学术界认可中国抗疫举措，背后反映了科学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秉持科学精神，坚守专业态度。
尊重客观事实。2月中旬，由25位来自流行病学、病毒学、临床管理、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中外专家组成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赴北京、广东、四川和湖北实地调研。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在考察结束后，被问及“中国的病例是否真的在减少”“我们能相信中国的数据吗”时，直言在中国进行了多方面调查，与医院医生、发热门诊的工作人员、药物临床试验人员广泛交谈，证实了病例数量确实正在下降。“真的去实地学习和考察的时候，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事实，再一次不容置疑地向我们确认了这种真切的数据下降。”艾尔沃德表示，考察组得出的报告“都是基于事实，并没有刻意为中国做宣传。这份报告就是事实的客观呈现”。美国著名免疫学研究专家克利福德·莱恩，也是专家组成员，同样表示，“中国抗击疫情的许多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中国各级相关机构抗疫信息高效共享，上报至国家层面的速度很快，为快速反应和决策创造了条件。”
科学理性分析问题。《科学》杂志论文结论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牛津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医学院等15家全球顶级研究机构的建模分析。研究团队对从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2月19日，中国实施的旅行限制和传播控制措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统计发现，所有城市都实施了学校停课、隔离疑似和确诊患者，以及信息公开的措施。有200个城市（64.3%）禁止了公共集会和关闭娱乐场所，136个城市（39.7%）暂停市内公共交通，219个城市（64.0%）禁止城际出行。经过建模、数据比较分析，研究团队估计，在1月23日启动应急响应之前，基本传染数（R0）是3.15。1月23日开始防控措施实施范围扩大（第一阶段），根据各自控制措施的实现速度，三组省份的R0（C1R0）分别下降至0.97、2.01、3.05。一旦干预措施在所有地方的实施完成了95%（第二阶段），平均R0下降到0.04（C2R0），这也与发病率的快速下降相一致。基于模型与各省每日病例报告的拟合，研究团队得出，如果没有武汉出行禁令或国家应急响应，到2月19日，即疫情暴发的第50天，在武汉以外地区确诊的COVID-19病例将达到74.4万例（±15.6万）。
以科学证据驳斥谬论。针对 “新冠病毒并非自然起源”的说法，《自然医学》文章指出，研究人员重点研究了在入侵细胞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两个特征：一个是“受体结合域”，它如同一种可勾住宿主细胞的钩子，另一个是切割位点，也就是使病毒打开并进入宿主细胞的分子“开瓶器”。他们发现，新冠病毒刺突蛋白与人体细胞的结合效率之高，通过基因工程无法达到，只有自然选择才能实现。研究人员表示，“新冠病毒相关的特征，即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部分的变异以及病毒独有的分子架构，都排除了它是实验室合成的可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也说，“SARS-CoV-2大概率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进化出感染人类的能力，人类现有的水平造不出那么异于模型的刺突蛋白”。
当前，尽管科学家和科学活动越来越受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科学界在疫情面前仍保持着客观判断的精神，秉持着科学界的文化和精神气质。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一文中所概括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有着自己的行为规范，包括强调科学内容和科学评价标准的客观性、普遍性；强调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要求科学家不应以科学活动谋取私利；有条理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认为，“无论是对病毒本身和传染性的判断，还是如何有效地遏制病毒，几乎所有环节都涉及非常专门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其他群体（包括政治人物）所不具备的。”越是大灾大疫面前，越应该摒弃谣言、误传、臆测，放下意识形态偏见，促进科学的论证和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