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宣布自10月1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共计释放流动性约1.2万亿元。其中，降准所释放的部分资金用于偿还10月15日到期的约45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除去此部分，降准还可释放增量资金约7500亿元。

此次降准被部分机构评价为“超预期”。的确，选择长假最后一天而非传统的“周五见”，选择降准1个百分点而非此前不少机构预期的0.5个百分点，选择多类型银行机构降准而非仅仅针对小微或“三农”进行“定向专款专用”，是时机、力度与范围的“超预期”。但整体而言，本次降准并非全然意外。

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国内房地产等传统经济增长领域潜能不足的背景下，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压力不退；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国庆长假期间，海外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海外多国金融市场再度上演股、债、汇“三杀”，此时降准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情绪；从政策导向的角度看，过去两个月内，关于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会议、论坛连番举行，而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在严监管基调不变的前提下，降准所释放的流动性资金有助于缓解因金融机构表外业务收缩而造成的实际贷款头寸紧张问题。

当然，作为年内的第4次降准（按照生效时间），各方最关注的不只是降准稳定人心的信号意义，更关注的是实效。伴随着前几次降准以及其他公开市场操作，市场流动性并不算太紧张，但与此同时，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仍然存在。因此，真正的难题还在于打通政策的“肠梗阻”，在于资金活水如何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针对上述难题，此前监管层也进行过诸多尝试，包括使用一些政策工具创新进行结构性调控，包括MLF等操作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资金流向小微。但是此举的效率在实施过程中还是被打了折扣。

“打折扣”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成本；二是渠道不畅。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王永利撰文表示，长期以来，央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确定的年利率为1.62%，但央行拆借出来的资金年化利率至少相当于这一水平的两倍以上，对于大规模资金需求的银行而言这个成本也不低；此外，央行拆借资金，一般难以像降准一样，直接将资金退还给缴存的所有机构，而往往是面向大中型银行进行，大中型银行再面向小型银行进行资金拆借，小型银行再向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拆借，从而增加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的环节或层次，抬高了资金的成本，而小微企业或“三农”往往处于这一链条的末端。

不难看出，降准作为释放流动性的手段更加“普惠”，对小微、“三农”等领域的资金需求而言也更加直接。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拆借而言，其释放出来的资金是无显性成本的中长期资金，也免去了长链条、多环节、繁杂的手续。

而从另一个层次来看，从货币到信用的转换需要信心。9月初，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的内部研讨会上有专家表示，目前信用传导不畅的主要原因包括货币投放量很大，但都淤积于短端，集中于流动性较好的资产；金融机构配置风格趋于保守。而这种对流动性的“偏好”，本质上是对中长期市场走向的不确定态度。

而本次降准的一个明确目的就是“优化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结构”，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及创新型企业支持力度，是对上述投放风格的纠偏。在房地产调控明显加码、基建投资虽有望回升但难以回归此前的高增速背景下，通过降准可实现“相对充裕的流动性”和低成本的资金获得。此举除了是落实支持小微、双创的有关会议精神，还是一种激励信号，是对天然具有较高风险的小微、民企、双创企业的隐性“风险保障”。

当然，降准虽好，却非包治百病。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降准固然针对当前的一些问题有效，但仍是“引导”重于“影响”。要真正疏通货币的传导机制，或可尝试一些更具针对性的激励举措，包括针对地方性或特色金融机构出台定向激励的政策试点，减少资金在传导环节的沉淀及由此导致的资金获得成本上升；建立资金有效使用的绩效考核标准，避免“资金躺在账上”或简单粗暴地流向大企业或地方平台，避免“不作为”等庸政懒政；建立针对小微、创新型企业的风险补偿机制，引导资金有动力流向小微；更重要的是，通过财税政策、营商环境优化等多重手段，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让市场激励成为最佳的“引流”手段。

就在央行宣布本次降准后不久，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积极财政政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章，提及未来仍将加力减费，补齐短板。这也显示，未来多部委将为推动实体经济有序发展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几家抬”的作用。降准作为切实释放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的“先手棋”已经出招，更多的“后招”必须尽快跟上。